海蛏肥美，小章鱼脆弹，每一种都是大海的馈赠——夏日到海边 就爱那口鲜

□融媒体记者 吴拏云 文/图（除署名外(wài)）

泉州自古桥梁众多，在(zài)此背景下，记述造桥、修桥历史信息的桥碑应运而生。桥碑起初只为(wèi)简单记录修桥者、捐资者姓名以及修桥时间等(děng)，之后渐渐承载了(le)更为厚重的信息，甚至成为在地文化的一种精神载体。每一块古桥碑，都是时光长河里(lǐ)凝固的驿站，是人生旅途中矗立的无声丰碑。

泉州府文庙洙(zhū)泗桥桥碑

泉州府文庙广场前的八封沟上有洙(zhū)泗桥，桥畔(qiáopàn)立有“洙泗桥”桥碑。此碑高227厘米(límǐ)，宽92厘米，厚18厘米。桥碑正中央“洙泗桥”三字榜书竖排，雍容方正，尽显庙堂之气。碑的左下方小字竖书“嘉靖(jiājìng)乙卯冬立石”。嘉靖乙卯为嘉靖三十四年（1555），如此一算，这块(zhèkuài)桥碑已有470年的历史。

“洙(zhū)泗”二字具有深厚的(de)文化(wénhuà)渊源。孔子(kǒngzi)晚年在山东的洙河、泗河之间设立洙泗讲堂(jiǎngtáng)，传道授业。孔子去世后，洙泗讲堂成了纪念和祭祀(jìsì)孔子的重要场所。唐时，唐太宗(tángtàizōng)李世民加封孔子为“先圣”，唐高宗又加封孔子为“文宣王(wénxuānwáng)”，所以洙泗讲堂又称先圣讲堂。到了宋代，孔子被加封为“先圣文宜王”，成了“至圣”“万世师表”。元代，洙泗讲堂改称洙泗书院。明嘉靖三年（1524），山东巡按御史李献重修洙泗书院，正殿三间用以祭祀孔子及儒家“四配十二哲”，东庑、西庑用以祭祀孔子众弟子，自此奠定洙泗书院格局。因圣人圣迹，“洙泗”成儒学文脉的重要象征之一(zhīyī)。所以，一般祭祀孔子的地方常会出现与“洙泗”有关的风物(fēngwù)。

宋人李弥逊有(yǒu)诗(shī)曰：“洙(zhū)泗流风远，仪型世有人。”孔子思想与儒家文化构成了中(zhōng)华文化的主体和根基，是人类文明宝库中东方智慧的瑰宝。纵然许多事物“逝者如斯夫”，但有的却能历久弥新(lìjiǔmíxīn)，与时间同趋永恒。古时，这座洙泗桥(sìqiáo)是泉州士子进入府文庙的必经之路，见证一代代鸿儒硕学的奋斗足迹。而今，府文庙依旧以其独特的氛围吸引着无数学子前来(qiánlái)感受文化熏陶，洙泗桥青石板上回响的正是新时代的杏坛弦歌。

离洙泗桥(sìqiáo)(qiáo)不远的后城街八卦沟边祖师巷内，还站着一方清康熙五十二年（1713）所立的《泉州文庙洙泗桥示禁碑》。此碑原立于(lìyú)洙泗桥旁(páng)，后移至今处。碑文晓谕府文庙附近邑民不可侵占府文庙的桥沟等地，否则一概究治。从此一碑，亦可见数百年来为守护泉州文化心脉的努力(nǔlì)。

王十朋与蔡襄“隔空(gékōng)对话”

洛阳桥(qiáo)桥中亭碑刻不少

泉州民间有谚语：“站如东西(dōngxī)塔，卧如洛阳桥。”从这句谚语亦不难看出，泉州人(rén)对于洛阳桥的(de)喜爱。这座跨海(kuàhǎi)石桥的建造始于宋皇祐(yòu)五年(wǔnián)（1053），当时由泉州开元寺僧人宗已和郡人王实、卢锡合力筹建，但最初因资金、技术、人力(rénlì)等现实问题，造桥工程并不顺利。嘉祐三年（1058），名宦蔡襄二度(èrdù)出知泉州，洛阳桥的建设迎来了“历史最强援”。在(zài)蔡襄的亲自督办下，经艰苦努力，洛阳桥终于在嘉祐四年（1059）十二月(yuè)建成，历时6年8个月。落成后的洛阳桥（万安桥），成了当时泉州北上福州乃至内陆腹地的交通枢纽，在泉州水陆复合运输网络的发展中具有开拓性的里(lǐ)程碑意义。自宋而下，立于洛阳桥桥中亭及附近的石碑刻众多，它们汇聚成该桥的“碑林博物馆”，共同(gòngtóng)承载漫长岁月里的记忆，讲述着古桥曾经的岁月，也是如今游览洛阳桥的一大亮点。

蔡襄的《万安桥记》碑书法雄浑朴茂(pǔmào)

《万安(wànān)桥记》碑是第一方讲述该桥故事的桥碑，碑文(bēiwén)由蔡襄(càixiāng)亲书：“（万安桥）渡实支海，去舟而徒，易危而安，民莫不利。职其事者，卢锡、王实、许忠，浮图义波、宗善等(děng)，十有五人。既成，太守(tàishǒu)莆阳蔡襄为之合乐宴饮而落之。”碑记落笔镌史，也(yě)令造桥(zàoqiáo)的主事人名垂青史。《万安桥记》现存碑刻分上、下二碑，上碑(shàngbēi)为北宋原刻，原露天立于洛阳桥岸左，宣和间（1119—1125）由蔡襄曾孙蔡桓拓本重刻立于洛阳桥南蔡襄祠内。此碑(cǐbēi)不仅书法雄浑朴茂、端庄沉稳，而且文字精练，镌刻精致，被今人誉为文、书、镌“三绝”；下碑为1963年摹拟原作重刻。《万安桥记》碑具有极高价值，堪称(kānchēng)“闽地桥梁第一碑”。

南宋状元名臣王十朋(wángshípéng)是蔡襄(càixiāng)的(de)“小迷弟”。南宋乾道四年（1168），57岁的王十朋出知泉州，虽然已近耳顺之年，但王十朋对于蔡襄的炽爱(ài)未曾消减(xiāojiǎn)半分，一到泉州他(tā)便四处寻访与(yǔ)蔡襄有关的遗迹，洛阳桥自然也是非去不可的。在(zài)参观(cānguān)完洛阳桥与《万安(wànān)桥记》碑，并至桥南蔡襄祠内祭拜蔡襄后，王十朋感慨之余，写下《洛阳桥》诗：“北望中原万里遥，南来喜见洛阳桥。人行跨海金鳌背，亭压横空(héngkōng)玉虹腰。功不自成因砥柱，患宜预备有风潮。蔡公力量真刚者，遗爱胜于郑国侨。”之后，又赋《蔡端明祠堂》诗曰：“公昔自禁从，再来临此邦。河梁一何壮，笔力独能扛。政绩留南纪，祠堂枕大江。山川与人物，今古两无双(wúshuāng)。”这无疑是他与蔡襄的“隔空对话”。后来，王十朋也向蔡襄学习，在泉州履职期间，关心民瘼，清节似水，播德宣猷(xuānyóu)，深受泉州吏民爱戴。蔡襄、王十朋，两代名宦的故事，成为洛阳桥挥之不去的记忆。

纵览历史，自洛阳桥建成的(de)900多年来，历朝历代组织过17次修复(xiūfù)工程。与洛阳桥重修相关的桥碑，如(rú)《泉州府(fǔ)修万安桥记》《重修洛阳桥碑记》《重修万安桥记》《重修万安桥北记》《清嘉谟重修万安桥碑记》《清沈汝瀚(qīngshěnrǔhàn)重修万安桥记》等，也为后世记录了洛阳桥的“独特履历”。

独特的(de)《剔奸保民》碑

安平桥公园风景如画（陈起拓(chénqǐtuò) 摄）

安平桥，俗称“五里桥”，又名“西桥”“安海西桥”，横贯于闽南(mǐnnán)沿海的(de)晋江安海和南安水头，是中世纪世界最长的跨海梁式石桥(shíqiáo)。该桥始建于南宋(nánsòng)绍兴八年（1138），绍兴二十二年（1152）全线贯通，投入使用。长久以(yǐ)来，安平桥这一伟大的桥梁工程为民众所称赞，以“卧龙”“巨虹(jùhóng)”等壮丽称号闪耀于碑刻、志书、文献、诗赋之中。

《重修安平桥记》碑是(shì)安平桥留存下的最早的桥碑，勒于明天顺三年(sānnián)（1459）。现碑嵌于桥的中亭东侧墙体，碑额篆书横排，碑文则为楷书竖排。碑文启首一句(yījù)便(biàn)写道：“安平桥者，乃宋绍兴间(jiān)有室赵令衿摄郡作成之……”赵令衿系宋朝宗室，宋太祖赵匡胤次子燕王赵德昭的玄孙，绍兴二十一年(èrshíyīnián)（1151）出任泉(quán)州太守。《泉州府志·名宦》记载他“博学能文，在郡留意教养，在任十几年，大有政绩”。赵令衿在泉时最大功绩就是促成安平桥的建成。宋绍兴八年（1138），僧祖派始建安平桥，安海海商黄护、僧智渊带头(dàitóu)捐钱倡建。由于工程浩大，造桥进展缓慢。绍兴二十一年赵令衿出守泉州后，续建安平桥，越年建成。因桥全长约(quánzhǎngyuē)五华里，故别名“五里桥”。安平桥不仅长，形式(xíngshì)也不单调。它(tā)的桥墩采用花岗岩条石(tiáoshí)横直交错叠砌而成，有长方形、单边船形和双边船形三种形式。安平桥的建成，不但便利民间往来，对于繁荣当时的泉州社会经济，发展海外(hǎiwài)贸易，同样具有十分(shífēn)重要的意义。《南安县志》载有(zàiyǒu)赵令衿撰写的咏(yǒng)安平桥诗：“为问平安道，驱车夜已分。人家无犬吠(quǎnfèi)，门巷有炉熏。月照新耕地，山收不断云。梅花(méihuā)迎我笑，为报小东君。”赋诗之余，赵令衿还亲撰《石井镇安平桥记》碑文，记述建桥经过并描绘桥梁之雄伟(xióngwěi)外观，同时表明他对建桥事业的重视。惜原碑早废，碑文尚见载于《安海志》中。

安平桥上迄今保存着众多的(de)碑记、石刻，详细记载着建桥历史和历代修葺等方面的史实。根据碑记石刻载述，由明至清，安平桥共有(gòngyǒu)15次重修，其中(qízhōng)(zhōng)比较重要(zhòngyào)的修缮有7次。在安平桥中亭周围的十几方古代重修碑记中，最早的是明天顺三年，最晚的是清光绪十二年（1886）。其中一方《剔奸保民》碑是古代廉政文化的重要记录。清乾隆二十七年（1762），盐馆干办(gànbàn)洪达(hóngdá)借派销食盐之机，向安海民众(mínzhòng)额外勒索盐税(yánshuì)，导致民怨沸腾。当地百姓柯思淑等人联合向官府申诉，最终由道台谭尚忠受理此案，查实洪达的违法行为后予以严惩，并免除冗税。案件审结后，于乾隆二十八年立(lì)《剔奸保民》碑于中亭，以警示官吏、守护民生。

清代官员徐汝澜(xúrǔlán)(xúrǔlán)在(zài)出知晋江时，曾修缮晋江旧铺桥、惠济桥两座古桥，后来他(tā)又两度参与重修安平桥。在这(zhè)期间，他也由晋江知县(zhīxiàn)一职，擢升(zhuóshēng)为台湾知府，再迁任泉州知府。安平桥上有(yǒu)三方碑刻与徐汝澜有关：一方《重修安平桥记》碑今在安平桥中亭，碑文由时任台湾知府的(de)徐汝澜亲撰。碑文细述了(le)徐汝澜捐俸议修安平桥，绅士耆老踊跃参与，于清嘉庆十二年六月至隔年九月(jiǔyuè)修缮了安平桥的过程。与该碑并立的还有一块《万古流芳》碑，记载此次重修安平桥士民捐资之芳名录。这两方碑刻均(jūn)立于清嘉庆十三年（1808）。在中亭另有一方《重修安平桥记》碑，是清嘉庆二十一年（1816）立，同样是徐汝澜撰文，此时的他已出任泉州知府。碑额浮雕双龙护牌，牌中竖刻篆书“皇清”二字。碑文记述清嘉庆二十年徐汝澜知郡事再至泉州，得知安平桥桥圮(pǐ)后捐俸倡议重修。修桥工程于嘉庆二十一年夏仲告竣。徐汝澜修桥不仅为地方建设作出贡献，也为他赢得了士民的赞誉，攒下良好的官声。后来民众(mínzhòng)还为徐汝澜建长生祠于晋江龙山寺东。

1938年，弘一大师由漳州经(jīng)同安梵天寺(sì)前往安海时(ānhǎishí)，路过安平桥。感怀于古桥的(de)雄健，大师立于桥上，静听潮音低徊，心驰而神往。后来弘一大师驻锡于安平桥上的水心亭澄渟院，达一个月之久。在此期间，弘一大师书写条幅数百广结善缘，并撰下“如来境界无有边际(biānjì)，普贤身相犹如虚空”“戒是无上菩提本，佛为一切(yīqiè)智慧灯”等楹联，传为佳话。

石笋桥，今称笋江桥，位于鲤城区新门外“石笋”古迹附近的笋江上，曾名履坦桥、济民桥、通济桥、浮桥(fúqiáo)等，始建(shǐjiàn)于宋(sòng)。旧时其南岸有妈祖宫、观音寺、浮桥古街(gǔjiē)，北端连接黄甲街、接官亭、山川坛，曾是泉州古城通往西南方向的乡村和(hé)同安、厦门、南安、安溪等地的交通要道。

笋江旧(sǔnjiāngjiù)以舟渡，北宋皇祐(yòu)元年（1049），泉州知州陆广始造舟为梁(liáng)，建“浮桥”以渡行人。嘉祐六年至八年（1061—1063），泉州知州卢革及僧本观(běnguān)重修，又于两岸作亭以翼卫，改名“济民桥”。元丰七年（1084），转运通判谢仲规复(guīfù)修，更名“通济桥”。

南宋绍兴三十年（1160），提刑官陈革与(yǔ)其弟陈知(chénzhī)柔共同谋划，签书枢密院事梁克家、僧人文会从旁臂助，将浮桥改建为(wèi)石桥(shíqiáo)。工程至乾道五年（1169）完工，耗时(hàoshí)近10年。改造后，桥梁(qiáoliáng)成为石质平板桥，桥面由94块1米多厚、14米长的巨大条石铺成。为解决两桥墩间(jiān)的跨度过长问题，桥梁还(hái)采用“伸臂式”的砌筑方法。这种伸臂结构设计最早见于中原地区，宋时应用于泉州桥梁上，无疑体现出泉州对中原地区先进桥梁建造工艺的继承。尽管此时桥已成为石桥，但民间一直保留“浮桥”称呼至今。乾道六年（1170），泉州太守王十朋出城迎接贵宾时途经石笋桥，得以“过而观(guòérguān)之”。王十朋作诗纪曰：“刺桐为城石为笋，万壑(wànhè)西来流不尽。黄龙窟宅占江头，呼吸风涛势湍紧。怒潮拍岸鸣霹雳，淫潦(lǎo)滔天没畦畛。行人欲渡(yùdù)无翼飞，鱼腹蛟涎吁(jiāoxiánxū)可悯……世无刚者(zhě)桥岂成(qǐchéng)？名与万安同不泯。”对陈革等人的造桥功绩，赞不绝口。诗文亦如一面镜子，映照出泉州人特有的精神气质。“世无刚者桥岂成”绝非浮夸之辞(zhīcí)，而是泉州人在面对浩瀚江海时用意志熔炼出的兴桥宣言，字里行间浸透的是闽南人“爱拼敢赢”的勇毅与开拓精神。

据《重修通济桥记(jì)》载，南宋庆元年间（1195—1200），僧了(le)性在石笋桥北复修三小石桥，于是“桥之北相贯联络(liánluò)，以达于临漳之门”。这三小桥后被称为棠阴桥、甘棠桥、龟山桥。三座小石桥到了20世纪(shìjì)五六十年代仅留残迹，现已修复。《重修通济桥记》桥碑(qiáobēi)旧已佚，碑文见《晋江县志》。

古时，“笋江(sǔnjiāng)夜色”为泉州八景之一。相传，每逢月上(shàng)中庭，由石笋桥上向下观望，桥孔间即会倒映出一轮明月，其景如画，令人痴醉。

施琅将军曾捐俸修复浮桥（石笋(shísǔn)桥），桥岸边(ànbiān)现存康熙年间重修碑记。

不过，石笋桥也是命运多舛的。明嘉靖(jiājìng)三十七年(nián)（1558）五月，倭寇(wōkòu)袭击泉州时，曾在石笋桥上驻扎29天，后又(yòu)经此攻打南安，封楼和官民廨(xiè)舍化为焦土。嘉靖四十年，官兵断桥拒倭，“久之复修筑”。清康熙(qīngkāngxī)十六年至十七年（1677—1678），郑经部队在攻击清军(qīngjūn)时，曾两次炸断石笋桥，“以(yǐ)拒追兵”。1938—1939年，日军侵华时，日机曾炸断石笋桥。兵燹不断，加上自然灾害等，使得桥梁多次倾崎、塌陷(tāxiàn)甚至崩断。也正因此，明清时期石笋桥曾历多次重修。最为人所熟知的一次当是清康熙二十六年（1687）四月，施琅将军捐俸大修(dàxiū)石笋桥，第二年八月(bāyuè)竣工。乡绅为此事立下(lìxià)《施琅主持募捐修造浮桥碑》，碑文称：“康熙癸亥，少保将军靖海侯施公，平定台湾(táiwān)旋师，捐俸修造安平西桥、郡城南桥，以次告竣。西隅士庶复以浮桥倾圮为请，遂(suì)蒙将军捐俸千两并集绅士共成盛举。工兴于丁卯年四月，成于戌辰年八月，用志功德永垂不朽……”该碑立于康熙二十七年，现存于江岸边。

王恕思所撰《重修石笋桥记(qiáojì)》碑

清雍正四年（1726）、嘉庆十四年(shísìnián)（1809）、光绪(guāngxù)三十一年（1905），石笋桥又历重修(chóngxiū)。现笋江桥南岸还保存着清嘉庆十四年的《重修石笋桥记》桥碑。

石笋古桥与(yǔ)笋江新桥并列于江（泉州晚报资料图）

1956年，泉州遭遇大水灾，为改建石笋桥(qiáo)桥梁，桥上石刻、石建筑、塔幢等被拆除。1998年，在古石笋桥上游建起了笋江大桥(dàqiáo)，顺利承接(chéngjiē)起石笋桥沟通南北两岸的“要道(dào)”功能。时至今日，古石笋桥仅存一两截残段，立于笋江粼粼的清波(qīngbō)之上，兀自述说着这里的辉煌往事。

泉人与蕃商友谊见证物(wù)

“江树离离若可齐，江门之水下浯溪。诸峰(zhūfēng)返照潮声远，万户沧洲(cāngzhōu)烟火低。来听渔歌鸥泛泛，去随秋色草萋萋。道人那得伤心恨，一任西山送日西。”这首诗(shī)出自明代晋江诗人庄一俊之手。诗中描绘的(de)景色极富画面感，又带有忧思绵远的感伤，让人读来不免有些神驰天外。但(dàn)可能很少人能猜到，这首诗描写的是泉州古桥顺济桥的秋景。

顺济桥曾是出入泉州(quánzhōu)古城商业区的主要通道（泉州晚报资料图）

顺济桥遗址位于泉州古城南门德济门外，横跨晋江两岸，以近顺济宫（天后宫）而得名(démíng)，又称浯渡桥、新桥等。该桥于南宋嘉定四年（1211）由泰宁状元(zhuàngyuán)、泉州郡守(jùnshǒu)邹应龙主持建造，沿用至20世纪。

德济门外的晋江属浯江段。这浯江并不简单，它“横贯二里许……其(qí)地下通两粤，上达江浙，实海国之冲衢，江城之险要也”。这里汇聚了(le)桃源、武荣(wǔróng)诸山流，一到(yīdào)下雨天，江水便会暴涨，“巨浪拍天”。古时(shí)要在这样(zhèyàng)的江面上建一座石桥，谈何容易！但邹应龙及时汲取了宋代洛阳桥建造(jiànzào)的成功经验，在“维桥(wéiqiáo)之前，累石为堡，以临重渊”，于河床内抛填块石和条石固定基础。造桥需要大量资金(zījīn)，邹应龙在建造顺济桥(shùnjìqiáo)时，向蕃商发出号召，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帮助(bāngzhù)。而蕃商也没有让邹知州失望，慷慨解囊(kāngkǎijiěnáng)，踊跃捐资，解决了顺济桥资金的燃眉之急。资金一到位，邹应龙仅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便造好了顺济桥。顺济桥是以太守邹应龙主持、驻泉蕃商集资、泉州工匠打造的方式建设而成的，其本身就是泉州人(quánzhōurén)与外国商人友好往来的见证。据资料显示，古时顺济桥在桥北还特设段木梁吊桥，有警即吊起，以御敌寇。并筑有桥头堡，置戟门，昼开夜闭。南端桥堡(qiáobǎo)上勒有“雄镇天南”四个大字。

顺济桥建成后历代多有修缮，泉州名人顾珀(gùpò)、何乔远、黄昌遇(huángchāngyù)、怀荫布、萧汉杰(xiāohànjié)等，皆曾为(wèi)之(zhī)作《记》。嘉靖十四年（1535），在泉州知府王士俊修缮顺济桥后，顾珀为之撰《顺济桥碑记》称：“镇南门外有浯江。江，百溪汇也。江之横二里许，亘江之横虹(hénghóng)跨于其上而石之，是为顺济桥。宋嘉定四年（1211），实始之……”清楚记述了顺济桥的始建时间。

明万历四十年（1612）夏，晋江县令陈宜苏捐俸倡修顺济桥，安溪名士詹仰宪主修，越年春(chūn)竣工(jùngōng)。何乔远作《重修浯渡桥记》记述此事。碑文称颂陈宜苏在修桥中(zhōng)“为之详计”之功，另赞詹仰宪“居则布德惠人，动则舍力为公(gōng)”。

清乾隆十五年（1750），顺济桥因水涨而桥断(qiáoduàn)两道，第二年由(yóu)泉州知府黄昌遇主持修缮。乾隆十七年（1752），溪流湍激，该桥复圮，双孔通桥栅亭尽坍(tān)，黄昌遇于乾隆十八年（1753）七月(qīyuè)复修(fùxiū)，第二年十二月竣工。此后，黄昌遇亲撰《重修顺济桥记》并勒于碑。

清乾隆(qīngqiánlóng)二十二年（1757），顺济桥复圮，泉州知府怀荫布与晋江知县干从濂，委托贡监生李保、柯廷锡大修；乾隆二十四年（1759）八月告竣。怀荫布自撰《记》并勒石，碑文称：“夫出险(chūxiǎn)履夷，爱民之心也；兴废举坠(jǔzhuì)，长民之责也。当日邹公俶造即有望于后人之缮修。今也费以(fèiyǐ)累千，迟以岁月，上下交励，绩用底成。继自今官斯土者先事图维，因时葺治。俾(bǐ)往来如织之赤子，永免病涉(bìngshè)之虞焉，是尤予所望于后人者也。”将(jiāng)修缮桥梁的意义，说得明明白白。

遗憾的(de)是，以上四方重修碑皆已佚失，碑文散见于清乾隆(qīngqiánlóng)《泉州府志》、清道光《晋江县志》等(děng)志书内。而今，顺济古桥也仅剩部分桥面和桥墩，在它的身畔早已屹立起顺济新桥。或许，人生如桥，碑如人生，有得必然也会有失。只是岁月沧海横流，总能留下某些痕迹(hénjì)。

刺桐港黄金岁月的(de)标志

历代以来，铺路修桥被普遍(pǔbiàn)视为行善积德、功德无量的公益“众筹”事业。南宋僧人(sēngrén)道询一生造桥200余座，其中数座还是古之名桥。景炎元年(1276)，他还被赐号“灵应(língyīng)大师”，其人生履历堪称(kānchēng)传奇。

普济桥渡(qiáodù)，又称浔尾桥、无尾桥，位于泉州后渚(zhǔ)港北侧（今丰泽区城东街道浔美社区一带）入海处的海上。普济桥渡的建造(jiànzào)，是道询急民众之所急(zhīsuǒjí)、解民众之所困精神的又一次体现。南宋王象之在《舆(yú)地纪胜》称泉州“水路(shuǐlù)据(jù)七闽之会，梯航通九泽之重”。南宋绍兴年间（1131—1162），刺桐港“通互市于海外者，其国以十数(shíshù)”。海外贸易的激增(jīzēng)，是泉州刺桐港迎来“黄金岁月”的标志，这也推动了与港口配套(pèitào)的设施的建设。据文献载，南宋宝庆元年（1225）前后，后渚港番船云集，桥渡吞吐量有限，装卸货(huò)码头严重不足，造成海上贸易的诸多不便。宝庆二年（1226）春，道询主持募捐建造普济桥渡，绍定三年（1230）夏竣工并投入使用，缓解了后渚港码头海上贸易装卸货的紧张状态。

“宝塔亭路”碑与“普济桥(pǔjìqiáo)渡”碑是道询建造普济桥渡的见证物

所谓“桥渡”，即伸(jíshēn)入海中的码头(mǎtóu)。相传普济桥渡长约七八百米，石桥东侧(dōngcè)古有一座航标塔。此桥专供海船(hǎichuán)装卸、交易货物使用。在(zài)现今浔美社区的青莲寺中，仍存两块石碑。一块正面碑额镌“普济桥渡”；另一块碑额镌刻“宝塔亭路”。碑刻内容(nèiróng)记录僧人道(dào)询主持建造普济桥渡和宝塔亭路时的捐款人及捐款额。“宝塔亭路”碑的碑文记载称：“宝庆丙戌（1226）季春始约，绍定庚寅（1230）孟夏圆成。主缘道询谨题。”这是道询建造普济桥渡的见证物。

在修建普济桥渡之后，道询又(yòu)相继建成了弥寿桥、清风桥、登瀛桥等桥。累累功绩，言之难尽(jǐn)。

“开闽(kāimǐn)文宗”吟啸之地

吟啸桥(yínxiàoqiáo)保存较好，仍可通行。

吟啸桥，俗称“隐龟桥”，位于晋江市梅岭街道双沟社区(shèqū)内，其址在潘湖南畔。该桥始建于唐，最初为(wèi)木桥(mùqiáo)，据明万历《泉州府志(fǔzhì)》载，建造者为日映禅师（清乾隆《泉州府志》记为日辉禅师）。后来刺史王延彬、余廷英相继修葺。宋咸平年间（998—1003），“邑人王养(wángyǎng)及僧行珍始为石桥”。

“吟啸”之名(míng)据说与“开闽文宗”欧阳詹有关。《福建(fújiàn)通志·卷8》载曰：“桥以欧阳詹尝游憩啸咏于此，故名。”相传欧阳詹少时读书(dúshū)龙头岭（位于吟啸桥西北的紫帽山侧），往来潘湖村，必经此桥，常在桥(chángzàiqiáo)上吟啸。

宋时，吟啸桥是南北陆上(lùshàng)交通要道。往北经御赐桥、新桥入泉州城，再出城北洛阳桥，便可(kě)通达福州；往南经古陵，过康店驿(yì)，可达漳、厦。

明人庄一俊曾作《咏吟啸桥》诗云：“欧子考盘处，潘湖是故村。偶寻山水迹，乘兴到桥门。逝者(shìzhě)空怀古，鸥(ōu)来(lái)欲断魂。平田野望阔，吾此驻黄昏。”

清代(qīngdài)《重修吟啸桥记》碑

如今，在吟啸桥北立(běilì)有(yǒu)一方《重修吟啸桥记》碑。该碑由清代文林郎庄文进撰文(zhuànwén)，于清乾隆(qiánlóng)三十九年（1774）立。碑文(bēiwén)记述乾隆三十二至三十八年（1767—1773）重修吟啸桥的经历，并录有捐资人(rén)名百余。通过该碑可知，当时重修是由晋江司训李保首倡，他“料工召匠，指画成规，并捐金为倡”。倡修者还包括生员李瑚琏，同时有赴台湾垦荒致富的中宪大夫、乡绅(xiāngshēn)吴洛捐资助修，该碑也成为晋江与台湾渊源研究(yánjiū)的实证。此外，碑文首段(shǒuduàn)即对“吟啸”之名(zhīmíng)来历加以阐述：“昔欧阳行周（欧阳詹）先生居潘湖，常乘小舟往来吟啸于烟浦之下，后人因以名其村与桥。桥以‘吟啸’名，志前贤旧迹也。”

传奇名将兑现(duìxiàn)儿时心愿

濠(háo)溪桥(xīqiáo)，又名(yòumíng)龙津桥、河市桥，位于洛江区河市镇河市村、霞溪村之间，由僧人宗爽始建于北宋大观年间(niánjiān)（1107—1110），原系木梁桥，后遭火毁；南宋绍兴年间（1131—1162）重建，名“濠溪桥”；嘉定六年（1213）杨炳又重建，改名龙津桥；明隆庆三年（1569），抗倭名将(míngjiàng)、都督俞大猷捐俸重修濠溪桥，将其建为石梁桥(shíliángqiáo)。古桥原为6墩7孔，其中有5个船形墩，每孔架上(shàng)石板梁5根，每根石板梁重约4.8吨。1959年，濠溪桥进行(jìnxíng)加固改造，使桥面整体抬高约1.68米(mǐ)。后来又进行第二次拓宽改造，在上游桥墩的轴线上架起7根辅助柱。

俞大猷出(chū)生于河市(héshì)，重修濠(háo)(háo)溪桥是他情系桑梓的一种表现(biǎoxiàn)。濠溪桥头的观音庙旁迄今仍存有明、清重修碑三通。其中一方是俞大猷亲撰的《重建濠溪桥碑》，该碑(gāibēi)碑文记载了他重修濠溪桥的因缘故事：大猷9岁时，有一天随父亲俞广赞到叔祖父家探亲。路过(lùguò)濠溪桥头，看到始建于宋的濠溪桥只剩下孤零零的桥墩，溪上无梁木可行，行人只好蹚水涉险过河。一问，方知是几天前樵夫不小心将桥板烧毁了。大猷见此情形便(biàn)立誓说等自己长大(zhǎngdà)后(hòu)，必要重建此桥，以利行走。人小志向大，俞大猷这番话获得父亲的鼓励，而他也悄然谨记于心。隆庆(lóngqìng)年间，因抗倭扬名的俞大猷官封右都督，捐俸建造了濠溪石桥，既是安慰父亲在天之灵，也是了却儿时心愿，为家乡人民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。该碑书体端庄凝重，结构严谨，是研究俞大猷及闽南桥梁(qiáoliáng)历史的重要物证。

俞大猷为帅(wèishuài)时，在福建与广东等地与戚继光联手抗倭，曾大败倭寇于兴化城，又与倭寇战于广东的(de)饶平、惠州、潮州一带，使倭寇一听“俞家军”至，闻风丧胆(wénfēngsàngdǎn)。时人将他与戚继光并称为“俞龙戚虎”，是流芳百世的抗倭英雄。他与濠(háo)溪桥的故事，为名将传奇再添注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