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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教传入中国(zhōngguó)，佛教中国化，对丰富和繁荣中华文化影响深远。近期入选“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(kǎogǔ)新发现”的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，进一步实证并展示了自汉至唐(hànzhìtáng)，佛教传入中国并逐渐汲取中华文化营养、实现(shíxiàn)佛教中国化的发展脉络。 这座(zhèzuò)古代佛寺历经千年岁月何以重焕光彩？重见天日的出土文物(chūtǔwénwù)又讲述了古丝路上的哪些故事？ 双塔见证千年佛寺(fósì)变迁 莫尔寺(mòěrsì)遗址，位于新疆(xīnjiāng)喀什市东北30多公里处莫尔村附近一处(yīchù)洪积台地上。最显眼的是两座土坯佛塔，一圆一方，遥遥望去，如两枚巨大印章盖在苍茫荒原上。 “莫尔”，在当地(dāngdì)少数民族语言里是“烟囱(yāncōng)”的意思，当地老乡把耸立的佛塔当作烟囱，莫尔寺遗址由此得名。 这是新疆喀什莫尔寺(mòěrsì)遗址复原模型全景图。新华社发（中央民族大学供图(gōngtú)）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、莫尔寺遗址考古发掘领队肖小勇介绍，千年(qiānnián)来虽饱受风雨侵蚀(qīnshí)，但莫尔寺遗址诸多建筑坍塌后被冲下的泥土持续(chíxù)包覆，得以保存至今。 自2019年开启考古项目以来，考古人员(rényuán)持续不断收获惊喜。“第一次去现场勘察，从地面上(shàng)看感觉几乎没有多少工作(gōngzuò)的余地。”肖小勇回忆说，当时除了一圆一方两座佛塔，地表仅能见到几处残墙痕迹和零星散布的陶片(táopiàn)。但(dàn)发掘不到半个月，第一座僧房出现，让考古团队看到希望，“地下埋藏的东西远比我们想象的丰富。” 这是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布局(bùjú)示意图。新华社发（中央民族大学供图(gōngtú)） 6年间，在(zài)考古人员手铲下(chǎnxià)，僧舍、回廊式佛殿、长方形大佛殿、讲经堂、厨房、储物间、餐厅等建筑纷纷浮出地面。共发掘4600平方米面积，发现遗迹包括18座(zuò)单体建筑共计62个房间、2条阶梯式踏道，出土上万件各类文物(wénwù)和文物残片。 “莫尔寺既有自身特色，也能在(zài)其中(qízhōng)看出印度、犍陀罗、中亚、当地和中原等不同地方的元素。”肖小勇介绍。 新疆喀什，古称疏勒，地处(dìchǔ)丝绸之路南、北两道交汇处，各色文化艺术(yìshù)在此地融合荟萃。 肖小勇介绍，莫尔佛塔(fótǎ)（圆塔）是高覆钵式土坯塔，采用(cǎiyòng)犍陀罗传统的窣堵波样式，作为莫尔寺遗址的标志性建筑，已经屹立了(le)1800余年。相隔约(yuē)60米，由5层塔身和大型台基构成的方形实心土坯塔（方塔），台基边长39.36米，仅比(bǐ)位于河北的、东魏北齐时期邺城赵彭城佛寺遗址的佛塔台基边长小5米，规模接近皇家寺院(sìyuàn)等级。 这是新疆(xīnjiāng)喀什莫尔寺遗址(yízhǐ)（资料照片）。新华社发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） 一圆一方，风格迥异(jiǒngyì)，两座佛塔在漫长岁月中并肩依存千余年。 “公元1-3世纪，以圆塔为中心，附近和旁侧非对称(fēiduìchèn)分布僧房，公元4世纪以后，遗址的礼拜中心变为塔、殿(diàn)并重，最后向以具有中原建筑布局特征的长方形(chángfāngxíng)大佛殿为中心转变，这一时期增修了佛殿、讲堂、厨房和方塔等。10世纪上半叶，寺院建筑被毁后废弃(fèiqì)至今。”肖小勇(xiàoxiǎoyǒng)介绍，从这一寺院由汉到唐近千年的布局演变，可(kě)看出中华文化显著的包容性与佛教中国化进程，为研究丝绸之路多元文化交融与互动提供重要考古学证据(zhèngjù)。 探索地面佛寺(fósì)起源的实证 作为迄今发现我国最西部地区年代最早、延续时间长且发展演变清楚、保存较完整的大型地面土建筑佛寺遗址(yízhǐ)，新疆(xīnjiāng)喀什莫尔寺遗址填补了古疏勒佛教历史与(yǔ)考古研究的空白，实证新疆各(gè)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，为追溯我国地面佛寺源头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(dìyīshǒu)材料。 佛教诞生于印度(yìndù)，传入新疆的时间说法不一，主流(zhǔliú)观点是公元前1世纪左右，从于(cóngyú)阗或疏勒(shūlè)传入。文献记载，西去求法的高僧，无论是法显、还是玄奘，都曾对疏勒万僧千佛的礼佛盛况发出赞叹，但受古今人类活动区域重合等因素影响(yǐngxiǎng)，疏勒保存下来的汉唐遗迹并不多，残存于游记、史书中的只言片语留给今人无尽遐想和遗憾。 因此(yīncǐ)，这座地处于西域四大(sìdà)佛教中心之一，由佛塔、佛殿和僧房等遗迹构成的大型、高等级佛教寺院遗址尤显珍贵。 一百多年(yìbǎiduōnián)前，该遗址因被掠夺等原因，仅留下有限的文字和图片记录。此后，在我国第二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，遗址有了初步测绘等信息(xìnxī)，但遗址范围、布局(bùjú)、建筑结构等关键问题仍不明确。 自2018年新疆考古(kǎogǔ)纳入国家文物局“考古中国(zhōngguó)”重大项目以来，莫尔寺遗址考古项目被列入“新疆多元宗教发展(fāzhǎn)与(yǔ)中国化的考古研究”课题，由中央民族大学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开展发掘。 2019年7月，考古工作(gōngzuò)队员在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现场布置探方(tànfāng)。新华社发（中央民族大学供图） 在考古工作者的手铲下，湮没史海千余年(qiānyúnián)的疏勒佛教文化遗存(yícún)，再次回归人们的视野。 动物骨骼鉴定显示主要为羊、黄牛和马骨(mǎgǔ)，印证疏勒僧侣吃肉的(de)记载；孢粉分析发现遗址有40余种植物种属；运用地球物理勘探(kāntàn)技术探测地下遗迹……多学科技术深度介入，让考古发掘提取(tíqǔ)的信息更丰富，文献里干瘪的文字变得有血有肉。 “以往佛教何时传入西域，大家(dàjiā)都是从文献(wénxiàn)记载(jìzǎi)得出的认识，而莫尔寺考古系列(xìliè)碳14数据结合遗迹遗物，提供了考古证据：在公元1世纪西域已存在佛寺建筑。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李文瑛介绍。 古刹探源(tànyuán)续写交融故事 对考古专家而言，以海量文物为线索，完成历史拼图，挖掘文化遗产背后的(de)故事仍(réng)在继续。 在已出土(chūtǔ)的上万件各类文物和文物残片中，有大量石膏佛像残块，专家(zhuānjiā)根据(gēnjù)部分残块分析，莫尔寺最高佛像可达4米；结合古籍记载，以及出土佛像特点、开元通宝(yuántōngbǎo)钱币、泥瓦、贴金佛像手指等综合分析，莫尔寺遗址长方形大佛殿很有可能与(yǔ)武则天时期在疏勒镇修建的大云寺有关联。 这是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出土(chūtǔ)的石膏(shígāo)佛面、手部残片（资料照片）。新华社发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） 文献记载，武则天曾令天下诸州各建大云寺，西域地区的安西四镇也(yě)都兴建，“疏勒亦有汉大云寺，有一汉僧住持(zhùchí)，即是㟭州人士”。李文瑛介绍，莫尔寺遗址考古发现表明，唐朝时中央(zhōngyāng)政权通过安西都护府、北庭都护府有效管辖天山南北，为保障(bǎozhàng)社会政治经济文化，当然也包括宗教稳定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(jīchǔ)。 肖小勇认为，佛教公元前1世纪左右传入新疆后，在喀什地区形成一个佛教传播中心，并影响到库车及更(gèng)远的地方，继而向中原地区传播，与(yǔ)当地文化(wénhuà)形成交融互动格局。 随着(suízhe)研究不断深入，专家有了更多发现。 肖小勇认为(rènwéi)，莫尔寺(mòěrsì)遗址(yízhǐ)(yízhǐ)附近在汉唐时期应为重要农耕区。此外，莫尔寺遗址南面有直线距离约5.2公里的汗诺依古城遗址，东面直线距离10余公里有喀拉墩古城遗址，西面约30公里还有三仙洞石窟等，进一步说明莫尔寺遗址一带曾是当地重要的政治、经济和(hé)文化中心。 2024年11月拍摄的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小(xiǎo)台地北部(běibù)建筑、排水沟遗迹。新华社发（中央民族大学供图） 2024年10月,《莫尔寺遗址文物保护(wénwùbǎohù)规划（2024-2035年）》获国家文物局批复，莫尔寺遗址面向公众开放(kāifàng)已提上日程。 成功入选“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”后，莫尔寺知名度(zhīmíngdù)日渐响亮，搭乘南疆火车的旅客，得知途经莫尔村附近时，总不忘(zǒngbùwàng)透过车窗搜寻(sōuxún)莫尔寺的身影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党组书记、局长李军(lǐjūn)说，下一步将对莫尔寺遗址历史信息进行完整展示，全面、准确阐释其历史文化(wénhuà)价值，并整合周边文化资源，让遗址拥有集文物保护、研究、展示等为一体的功能，成为深入推进(tuījìn)文化润疆重要载体，有形(yǒuxíng)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(yìshí)。 文字记者：潘莹、张瑜(zhāngyú) 统筹：孙闻(sūnwén)、李欢、郭昱、冯筱晴